香港宏福苑大火：146人死亡，舆论聚焦竹棚争议、政府关爱队与公民行动
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的一场特大火灾，截至11月30日已导致146人死亡，引发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这场悲剧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更在灾后迅速演变为一场关于公共安全、政府问责、公民社会参与以及信息透明度的复杂舆论风暴。
宏福苑火灾致146人罹难，警方展开遗体辨认工作
香港大埔宏福苑（Wang Fuk Court）于2025年11月28日之前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火灾，具体起火日期和时间未明确公布。然而，火灾的严重性在随后的几天内逐渐显现。截至11月30日，香港警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攀升至146人，这使得宏福苑火灾成为近年来香港最严重的灾难之一。为应对如此大规模的人员伤亡，香港警方迅速行动，派遣了多达600名灾难遇害者辨认组成员进场，协助辨别遇难者遗体，以期尽快完成身份确认工作，为受害者家属提供支持。
尽管火灾的具体原因尚未明确公布，但社会舆论的焦点迅速集中在“竹棚争议”上，暗示这可能与火灾的起因或蔓延速度有关。竹棚在香港的建筑和维修工程中普遍使用，其防火安全性一直备受关注。
市民发起联署要求独立调查，关注组发起人获准保释
面对这场惨剧和政府的初步应对，香港市民的自发行动迅速兴起。11月28日，有市民发起联署，提出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问责政府官员在内的四大诉求。这些诉求反映了公众对火灾原因、救援效率以及政府后续处理的强烈不满和质疑。
24岁的关靖丰（Kwun Ching-fung）作为“大埔宏福苑火灾关注组”及联署的发起人，成为了此次公民行动的代表人物。他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共鸣，但也使其面临一定的压力。在火灾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关靖丰曾被拘捕，但随后获准保释。他于下午2时24分乘搭的士离开长沙湾警署，期间向在场记者点头示意，但其被捕的具体原因和罪名并未对外明确公布。
市民联署和关注组的成立，凸显了香港社会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公民社会寻求真相、要求问责的强烈愿望。这种自发的组织形式，在香港的公共事务参与中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官进民退”争议：政府关爱队与自主义工的角色转换
宏福苑火灾后的救援和社区服务中，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现象是“政府关爱队”的角色。有舆论指出，政府关爱队似乎全面替代了以往在灾难发生后自主自发涌现的义工群体。这一现象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官进民退”，即政府力量在基层社区服务中的扩张，而公民社会自发力量受到挤压。
有学者指出，政府关爱队并非自主自发，而是听从政府、受政府控制的“基层政治构造”。这种观点认为，关爱队的运作模式可能更侧重于执行政府指令，而非完全响应社区的即时需求或体现多元的公民参与。这种模式的转变，引发了对香港基层治理模式和公民社会空间变化的担忧。过去，香港的义工文化蓬勃发展，在各种社会事件和灾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自主性和灵活性是其主要特点。
建制媒体下架调查报道，舆论场出现“以灾乱港”论调
在宏福苑火灾的舆情发酵过程中，香港的媒体生态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有消息指出，部分建制媒体将与火灾相关的调查报道下架。这一举动引发了公众对信息透明度和新闻自由的担忧，也使得关于火灾真相的讨论变得更为复杂。在重大公共危机中，媒体的调查报道通常是公众获取信息、监督政府的重要渠道，其缺失可能加剧信息不对称和公众的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在部分舆论或官方声音中，出现了将公民行动与“黑暴”和“以灾乱港”联系起来的说法。这种论调试图将市民对火灾的关注和对政府的问责诉求，定性为带有政治目的的动乱行为。这种将灾难后的公民参与政治化的做法，在香港并非首次出现，它反映了在当前香港社会环境下，公民社会行动所面临的复杂政治语境和潜在风险。这种叙事可能旨在压制对政府的批评声音，并影响公众对公民社会行动的看法，从而转移对火灾本身及相关责任的关注。
香港社会面临的深层挑战
宏福苑大火及其引发的后续效应，无疑是香港社会当前面临深层挑战的一个缩影。它不仅暴露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可能存在的漏洞，也折射出在社会治理、公民参与和信息流通方面，香港所经历的结构性变化。
从“竹棚争议”到政府关爱队的角色，再到公民行动与政治定性的交锋，宏福苑火灾事件已经超越了一场单纯的灾难事故，演变为一场对香港社会韧性、治理能力和公民社会活力的全面考验。未来，香港社会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发展需求、如何重建公众信任、如何保障多元声音的表达，将是摆在特区政府和全体市民面前的重要课题。
参考来源
- 香港宏福苑大火后的舆情兴起和转向：从竹棚争议、“官进民退”到“以灾乱港” — BBC Chinese（2025-12-04）：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