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日前任命退役陆军中将卡洛斯·普雷斯蒂为国防部长，此举在阿根廷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因为这是自1983年军民独裁统治结束以来，首次由军人担任该国国防部长一职。这一任命不仅打破了阿根廷四十年来由文官领导国防部的传统，更因普雷斯蒂的家庭背景及其本人对历史问题的立场，触及了阿根廷社会对“肮脏战争”时期人权侵犯的敏感记忆，并与米莱政府修正主义的历史观形成呼应。
米莱总统打破传统任命军人防长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近期宣布，任命卡洛斯·普雷斯蒂中将出任该国国防部长。尽管具体的任命日期未在公开信息中详述，但这一消息迅速在阿根廷政坛和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米莱总统在宣布这一任命时明确表示，他希望此举能够开启一项新传统，从而结束对阿根廷武装部队长达数十年的“妖魔化”。他认为，让一位军人领导国防部，是恢复军队应有尊严和地位的关键一步。
卡洛斯·普雷斯蒂的任命，标志着阿根廷政治传统的一个重大转变。自1983年军民独裁统治结束，国家回归民主以来，历届阿根廷政府都坚持由文职人员担任国防部长，以确保军队置于民选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防止军事干预政治的悲剧重演。这一原则被视为阿根廷民主制度巩固的重要基石。普雷斯蒂的履新，因此成为自1983年以来首位担任国防部长的军人，其象征意义和实际影响都非同寻常。
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卡洛斯·普雷斯蒂拥有丰富的军事履历。他曾担任阿根廷陆军总参谋长，这是阿根廷陆军的最高指挥职务之一。此外，他还曾在多个阿根廷驻外大使馆担任国防武官，负责军事外交事务，并指挥过阿根廷的维和营，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维和行动。这些经历无疑表明他具备深厚的军事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然而，正是这样一位资深军官的任命，却在阿根廷国内激起了巨大的争议。
记忆组织与反对派的强烈抗议
卡洛斯·普雷斯蒂的任命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阿根廷国内引发了“强烈抗议”（une levée de boucliers），尤其是在人权记忆组织和反对派政治力量中。这些组织和个人对普雷斯蒂的任命表达了深切的担忧和愤怒，其反对的根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普雷斯蒂的家族背景，以及他本人在涉及阿根廷独裁历史问题上的立场。
争议的核心在于卡洛斯·普雷斯蒂的父亲，卡洛斯·罗克·普雷斯蒂（Carlos Roque Presti）。老普雷斯蒂曾是阿根廷军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因涉嫌在1976年至1983年的军民独裁统治期间犯下反人类罪而受到起诉。尽管事实信息中未明确说明其案件的最终判决，但“受到起诉”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在阿根廷社会引发巨大的道德和政治波澜。对于那些在独裁时期遭受迫害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而言，任命一位与独裁时期罪行有家族关联的军官担任国防部长，无疑是对他们伤痛的再次揭开，是对历史正义的挑战。
更进一步，记忆组织还指责卡洛斯·普雷斯蒂本人从未明确公开谴责过1976年至1983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在阿根廷，对独裁时期人权侵犯的谴责，以及对受害者的纪念，是国家民主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军官在民主化进程中，都曾公开反思和谴责军队在独裁时期的角色。普雷斯蒂的“沉默”，被视为其未能与过去军政府的暴行划清界限，这使得他在人权倡导者眼中，不具备担任国防部长的道德合法性。
反对派政治人物也迅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他们认为，米莱总统的这一任命不仅是对阿根廷民主传统的背弃，更是对独裁时期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侮辱。他们担心，此举可能预示着米莱政府试图重新解读甚至淡化阿根廷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从而破坏国家在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上所取得的共识。
米莱政府的修正主义历史观
卡洛斯·普雷斯蒂的任命并非孤立事件，它发生在米莱政府奉行修正主义历史观的背景之下。自上任以来，米莱政府及其一些高级官员多次发表言论，试图淡化和相对化1976年至1983年间军事镇压的严重性。他们质疑由记忆组织提出的3万名受害者人数，认为这一数字被夸大，并试图将独裁时期的暴力行为描述为“双方的战争”，而非国家对公民的系统性镇压。
这种修正主义观点与阿根廷社会长期以来对独裁历史的主流叙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阿根廷，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包括“真相与正义”委员会的调查、对前军政府成员的审判以及对受害者的国家纪念，社会各界普遍接受了军政府犯下大规模反人类罪行的事实，并对受害者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尊重。3万名“失踪者”的数字，虽然在统计学上可能存在争议，但它已成为阿根廷社会对那段残酷历史集体记忆的象征。
米莱政府的修正主义立场，被许多人权组织和历史学家视为危险的倒退。他们担心，这种试图重写历史的行为，不仅会削弱阿根廷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步，还可能为未来的威权主义倾向打开大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任命一位与独裁时期有家族关联且对历史问题保持沉默的军人担任国防部长，无疑被视为米莱政府修正主义议程的又一具体体现，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对立。
阿根廷“肮脏战争”的历史阴影
要理解卡洛斯·普雷斯蒂任命所引发的巨大争议，必须深入回顾阿根廷在1976年至1983年间经历的“肮脏战争”（Guerra Sucia）及其对国家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
1976年3月24日，以豪尔赫·拉斐尔·魏德拉将军为首的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伊莎贝尔·庇隆总统的政府，建立了军民独裁统治。军政府声称其目标是“国家重组进程”，以打击“颠覆分子”和“恐怖主义”。然而，在其统治期间，军政府对异见者、左翼活动家、工会成员、学生、记者乃至无辜平民展开了系统性、大规模的镇压。据人权组织估计，约有3万人在这一时期被绑架、遭受酷刑并最终“失踪”，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秘密处决，尸体被抛入大海或无名墓穴。这就是著名的“失踪者”（desaparecidos）问题。
军政府设立了数百个秘密拘禁中心，对被捕者进行残酷的审讯和折磨。著名的“死亡飞行”（vuelos de la muerte）就是军政府将受害者从飞机上投入大西洋的残忍手段。同时，军政府还系统性地剥夺了被捕孕妇的孩子，将他们交给军人家庭抚养，这些孩子被称为“被盗的孩子”（niños robados）。“五月广场母亲”（Madres de Plaza de Mayo）和“五月广场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等组织，正是为了寻找失踪的亲人，特别是被盗的孩子，而勇敢地走上街头，成为阿根廷乃至全球人权运动的象征。
1982年马岛战争（Falklands War/Guerra de las Malvinas）的失败，加速了军政府的垮台。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劳尔·阿方辛当选总统。阿方辛政府立即着手调查军政府的罪行，并对前军政府成员进行了审判。尽管在随后的几年里，由于军方的压力，政府曾颁布了“句号法”（Ley de Punto Final）和“服从法”（Ley de Obediencia Debida），暂停了对军人罪行的起诉，但这些法律在21世纪初被宣布违宪，使得对独裁时期人权侵犯者的审判得以重新启动。
自那以后，阿根廷社会在如何面对和处理这段黑暗历史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谴责独裁暴行，纪念受害者，追求历史正义，并确保此类事件永不重演。对军方干预政治保持警惕，以及坚持文官领导国防，成为阿根廷民主制度不可动摇的原则。因此，米莱政府的修正主义立场和普雷斯蒂的任命，被视为对这一国家共识的公然挑战，引发了对历史倒退的深切忧虑。
对阿根廷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卡洛斯·普雷斯蒂的任命及其引发的争议，预计将对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格局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它可能加剧阿根廷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分化。米莱总统以其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反建制言论而闻名，他的支持者往往认同其改革议程，包括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估。然而，对于那些坚守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群体而言，这一任命是对阿根廷民主基石的动摇。这种分歧可能导致街头抗议活动增多，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其次，此次任命将重新定义阿根廷的军民关系。四十年来，文官领导国防部是确保军队服从民选政府、避免干预政治的象征。普雷斯蒂的任命，尽管是民选总统的决定，但其军人身份以及与独裁时期相关的争议，可能会在军队内部引发不同的解读。一些人可能将其视为军队地位的提升，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担心这会损害军队在民主社会中的合法性。这可能导致军方内部出现新的张力，并影响军队的现代化和专业化进程。
再者，米莱政府的修正主义历史观和此次任命，可能在国际社会引发关注。阿根廷在人权领域曾被视为拉美地区的典范，其对独裁罪行的追究和对受害者的纪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如果米莱政府持续淡化独裁时期的暴行，并采取被视为挑战人权原则的行动，可能会面临国际人权组织和一些民主国家的批评，从而影响阿根廷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
最后，这一事件也反映出阿根廷在面对历史创伤时的持续挣扎。尽管民主化已久，但独裁时期的阴影从未完全消散。每一次涉及历史记忆和正义的争议，都像是一场对国家认同和价值观的重新审视。米莱政府试图通过“结束妖魔化”来“治愈”历史伤口，但其选择的方式却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加深了社会的分裂，使得阿根廷在通往真正和解的道路上，面临更多挑战。
总而言之，卡洛斯·普雷斯蒂被任命为阿根廷国防部长，不仅仅是一项人事变动，更是米莱政府试图重塑国家历史叙事、挑战既有民主共识的强烈信号。这一举动在阿根廷国内引发的强烈反响，预示着该国在政治、社会和历史记忆领域，将迎来一段充满不确定性和争议的时期。
参考来源
- Argentine: un militaire nommé au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une première depuis la fin de la dictature — RFI（2025-11-24）：查看原文